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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约深度采访:我与费纳不可能成为好朋友,炸弹曾在离我500米远的地方爆炸

时间:2023-05-24 07:28:12     来源:好动网球

Q:意大利《晚邮报》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A:德约科维奇

Q.诺瓦克·德约科维奇,你会说多少种语言?

A.英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。小时候会一些德语,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练习了。

Q.您在网球场上用哪种语言思考?

A.塞尔维亚语。在球场上,我用塞尔维亚语发泄,用塞尔维亚语欢欣鼓舞,用塞尔维亚语感到难为情。当我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并且不想被旁人理解时,我会说意大利语。毕竟,他们几乎都是意大利人:经纪人爱德华和埃琳娜,物理治疗师克劳迪奥,运动教练马可……

Q.我知道你也会葡萄牙语、中文和阿拉伯语。

A.我会几句话。这是为了表达对这些国家的尊重。当他们看到你在努力说他们的语言的时候,会感到欣赏。你学会的语言越多,你的价值就越大。我不是说作为一个人的价值,而是人际关系上的价值,这帮助我收获更多友谊。

Q.你对童年的记忆有什么?

A.山。塞尔维亚南部的科帕奥尼克山峰。父亲曾经在我七个月大的时候就带着我裹着围巾一起滑雪:这显然是他告诉我的,这不是记忆,对我来说还挺残酷的……有一天,我想我那个时候一定十岁了,我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狼。

Q.一只狼?

A.嗯,一只狼。我感到深深的恐惧。有人告诉我,面对这个情况时你必须慢慢撤退,视线不要离开它。我们互相看了十秒钟,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秒钟,然后他向左边离开了。我经历了一种强烈的感觉,并且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:这是一种灵魂、精神上的联系。我从来不相信巧合,那只狼也不是巧合。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次短暂的相遇,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
Q.为什么这么说?

A.因为狼象征着我的性格。我非常亲近我的家人,我努力履行我对其他人的责任,但有时我不得不独自一人待着。在生活中,我经常发现自己是孤独的,独自去完成我的使命和实现我的目标。我和那只狼保持着精神上的交流,狼对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是神圣的,它是我们的图腾动物,是民族传统的象征,也是在基督教之前的祖先信仰。对狼的信仰是先于现代宗教的一种宗教。

Q.你父亲出生在科索沃,然后你去过米特罗维察。(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对这块土地长期以来纷争不断)

A.现在我想和我的妻子伊莲娜一起回到科索沃,为了我们的孩子——八岁的斯特凡和五岁的塔拉——在那里受洗。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。那里的冲突仍然存在,虽然没有上升到武力冲突,但是局势仍然紧张。我不想谈论政治,但对于每个塞尔维亚人来说,科索沃就是心脏,它是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身份、我们的传统、我们的宗教中心。

Q.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?

A.完全自由。没有手机:太阳下山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。森林、大自然一直是我的老师,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尽可能多地参与户外活动。四岁时,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球拍,但是我们都没有打过网球,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。我们是一个滑雪家庭,偶像是阿尔贝托·通巴(意大利高山男子滑雪运动员)。

Q.然后前网球运动员伊莲娜·戈西奇到了山上,发掘了你。

A.我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名为“红牛”的比萨店,店对面建了一座网球场。那年我六岁,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命中注定要成为冠军,我曾告诉她我不相信巧合,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,一切都有原因;但我相信运气,伊莲娜的到来就是一种好运。球场上没有我的位置,我就在栅栏后面看着其他孩子打球,然后我打开电视寻找网球比赛,刚刚好是温网决赛:桑普拉斯击败了考瑞尔。第二天早上,伊莲娜走过来问我:早上好,小伙子,你知道什么是网球吗?我说:是的,昨天我看了在温布尔登的决赛!她说,你想试试吗?

Q.然后你就开始尝试?

A.伊莲娜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,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一切。如果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,那是因为她是这样。她发掘了莫妮卡·塞莱斯,并且也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:你想要可乐吗?莫妮卡·塞莱斯从来不喝可乐。你想要汉堡吗?莫妮卡·塞莱斯从不吃快餐……这种训练方式也让我获得成长,为我的人生做好了准备。我的整套方式——我吃什么,我如何睡觉,我如何恢复,我如何思考——都深受她影响。她带我去她家,让我听古典音乐……

Q.都听哪些音乐?

A.莫扎特、巴赫、维瓦尔第。她给我读普希金的诗,也让我看网球冠军的视频:阿加西的反手,桑普拉斯的发球,拉夫特和埃德伯格的截击,贝克尔的正手和鱼跃——他的跳跃动作我现在都没有学会。

Q.谁是你最欣赏的选手?

A.古斯塔沃·库尔滕,巴西人。我觉得他最有魅力,最招人喜欢。因此,当我在2016年赢得法网时,我请求他允许我用他的方式庆祝:在巴黎的红土上画一颗巨大的爱心。

Q.你还遇到了导演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(塞尔维亚著名导演,两次获得金棕榈奖)。

A.是的,他是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人。我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些事情,但他是一个真实、正直的人,一个有勇气提出自己想法的人,并且在媒体压力面前也能捍卫自我。我对此也深有体会,在过去的三年里,我不得不忍受的一些压力……

Q.你指的是疫苗吗?

A.我切身遭受了一切,有很多人欣赏我的坚持。过去三年来,电视上报道我的言论中有95%是完全错误的。

Q.他们把你称作“Novax Djokocovid”。

A.我不是反疫苗人士,我一生中从未说过我是,我甚至都不是专业人士。我支持选择权:我捍卫选择自由。这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,自己可以来决定接种什么不接种什么。我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向BBC解释了一次,但他们删除了很多话语,那些不方便报道的句子,所以我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。

Q.他们在澳大利亚扣留你的地方是什么样的?

A.一个监狱。我打不开窗户。我待了不到一个星期,但我在里面看到有男孩们、战争难民,他们已经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。我的案子让他们得到关注,几乎所有人后来都被释放了,这让我感到安慰。有一个年轻的叙利亚人在那里待了九年。

Q.九年?

A.现在他在美国,当我今年夏天重返美国时我想找到他,并邀请他观看我的美网比赛。我觉得我和他无形中有一种纽带联结。澳大利亚法官支持了我的上诉,但是移民部长有权驱逐任何他想要驱逐的人,他驱逐了我。但我没有违反任何规定,正如第一次审判的治安法官所承认的那样,我带着必需的、正确的文件进入了澳大利亚。

Q.但你没有接种疫苗。

A.我得过新冠,并且已经痊愈了。我遵守了所有规则,没有危及任何人。但是我一旦到了那里,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案件,一个危及世界的人。媒体需要一个和主流作对的目标,而我就成为了其中之一。他们给我贴上“no vax”的标签,这完全是假的,现在谈及此也让我胃痛。然后事实证明,这种流行疾病和它之前呈现的情况大不相同,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承认该种病毒不再像以前那么严重,和我们之前暴露在其他病毒中一样……

Q.但这恰恰是由于没有选择的自由,几乎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,你不觉得吗?

A.社会在不断撕裂,我被摆在中间,被指责是不受欢迎的人。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,那个时候我就像一只羊被二十只狼包围着。一个人独自对抗公众媒体是没有机会的。但是我很快地把这忘记了,我专注于积极的事情。我第二次感染了病毒(德约解释因为这个原因他在22年获得澳网的医疗豁免)。我总是接受规则,当因为规则不能去美国的时候我也没有去,我放弃了去美网的机会来展露我坚持的态度。我不会多说什么,因为我看到我说的话被歪曲了。后来我重返澳网并且赢得冠军,但是还是对很多媒体和同事感到失望。

Q.具体是哪些?

A.我不指名道姓。但是社会上有一半人都在反对你时,你就会看到人们的真实面目。很多球员和赛事组织者选择转过头去并误解你。

Q.让我们回到你和伊莲娜一起训练的那会。1999年3月24日的晚上,那个时候你在贝尔格莱德。

A.那次空袭不是在第一天晚上发生的,而是在第二天或第三晚发生的。我被爆炸声以及玻璃破碎声惊醒。我母亲摔倒了,头撞在散热器上晕了过去。我父亲喊道:诺尔,看好你的弟弟们!我那会还不到十二岁,但是最年长的。我带着马尔科和乔尔杰走到街上,我们的公寓楼里没有避难所,所以我们跑向我姑姑住的大楼,当时是凌晨三点,街上到处是炸弹所造成的烟雾。我摔倒了,擦伤了手和膝盖,抬头看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不见了,我听到隆隆声在接近,看天空发现看到两架F-117s飞过。他们向军队医院发射了两枚火箭,在离我们五百米远的地方爆炸,大地在震动,一切都在震动…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创伤,即使现在我也害怕突然的声音,即使只是火警也会让我跳起来。

Q.在贝尔格莱德被轰炸的78天里,你还在继续打网球,这是真的吗?

A.是的。学校停课了,你能做些什么对抗一次次爆炸?其实除了继续你的生活,其他没有什么了。我们在黎明时分起床,他们从不在那个时候轰炸。我们去了没有袭击的区域,或者刚刚发生过突袭的地方。对我来说,这就像一场游戏,但对我的父母来说,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:恐惧、需要排队买面包、每天来电时间我母亲需要尽可能做好饭……那场战争非常复杂,半个世界都反对我们,对我们国家没有良好的印象,我想向世界展示,塞尔维亚也有非常优秀的人。

Q.您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?

A.作为经历过战争的孩子,我唯一能说的是:在战争中没有赢家。战争是最丑陋的事情,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,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想法。我经历过两场战争,南斯拉夫内战和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,我看到我家人所遭受的痛苦,我祖国经历的贫穷。战争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杀伤力太大了,你只能向上帝祈祷明天它会结束。不幸的是,乌克兰的战争进展缓慢,而且每天都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。有城市被摧毁,生命被结束,也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损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持续。我读过一篇关于战争创伤后遗症的文章:它会影响健康,尤其是消化。我的消化系统就有问题,当我解决了麸质蛋白过敏症和乳糖不耐受后,我的职业生涯才开始起飞,这就可能与战争有关。但战争最糟糕的事情当然是失去亲人,每个家庭都千疮百孔,这就是我不支持对任何国家发动任何战争的原因。

Q.你的父亲为了让你打网球而负债累累是真的吗?

A.在战争中我们失去了一切,连比萨店也没有了。他给我看了一张十马克的钞票说:“我们只剩下这些了。”戈西奇推荐我去的前网球冠军尼基·皮利奇在巴伐利亚开设的学校,每个月学费要五千,我父亲去借贷让我明白我身上有责任,他去找了那些放高利贷的黑社会,禁运期间的塞尔维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他们要求他支付12.5%的利息,当他们知道我们急着用钱的时候把利息加到了15%。我母亲也为此拼命工作,她吃了很多苦。

Q.你一辈子都和同一个女人在一起,她的名字也叫伊莲娜。你是怎么认识你太太的?

A.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网球俱乐部里。我16岁,她17岁,那会她和另一位网球运动员在一起。他赢得了一场比赛后掀起衬衫,上面写道:伊莲娜,我爱你。我们还取笑他,我内心想:这个伊莲娜会是谁?我没有破坏他们的感情,后来他们分手了。她去了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学习,我在蒙特卡洛和里卡尔多·皮亚蒂一起训练,我们分开了很长时间。她时不时地坐火车来看我,然后我开车去文蒂米利亚接她,我想在那个车站就度过了很多时间……因为我选择的道路,如果她开始工作的话我们可能会分道扬镳。她工作了三四个月最终选择了我。为此,我对此非常感激。

Q.你停止了模仿你的同事这一行为,而且听说是在费德勒要求你不要这么做之后,这件事是真的吗?

A.费德勒没有对我提出过这个要求,我也从没有过停止模仿。今年在蒙特卡洛,我模仿了安迪·穆雷、梅德韦杰夫和说唱歌手史努比·道格。我模仿别人不是出于冒犯的目的,而是为了自娱自乐。就像2009年在罗马站,莉亚·佩里科利当着纳达尔的面对我说的一样:我模仿拉法是因为他赢了;如果我赢了,我永远不会这样做。我会想:如果我在打败他之后还模仿他,拉法会杀了我的……(笑)。

Q.你和费德勒的关系到底如何?

A.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,彼此有竞争关系的时候当朋友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也从来都不是敌人。我一直很尊重费德勒,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,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影响,但我和他之间没有特别多的交情。

Q.一开始你和纳达尔是朋友,是不是当你们开始竞争的时候友情就结束了?

A.不是这样。纳达尔只比我大一岁,我们都是双子座,一开始我们也一起吃过饭,有那么两次。但即便是和纳达尔,建立友谊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一直非常尊敬他也很钦佩他。多亏了他和费德勒才塑造了现在的我。这将让我们永远和彼此相互关联,我对他们表示感谢。纳达尔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在过去的十五年里,我见到他的次数可能都比看到我母亲还要多……

Q.那么你和菲奥雷洛(一名意大利喜剧演员)的关系呢?

A.他太好了。他是现象级的演员。其他喜剧演员在私底下可能比较忧郁的,但是菲奥雷洛私下也从不停止开玩笑、进行表演。当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,我去看望了他。我欣赏他所做的一切,无论是在广播上还是在电视上,“Edicola Fiore”(菲奥雷洛的一档节目)是一项伟大的发明。当我的网球生涯结束后,我也想成为一名演员,但是倾向于在剧院里。

Q.为什么你会成为AC米兰的球迷?

A.因为我的父亲。还有德扬·萨维切维奇(前黑山运动员,司职中场,米兰名宿),他是一个天才。

Q.你以你强大的精神力量而闻名,在关键时刻总能比其他人发挥得更加出色。你之前在采访中提到“欢迎思考”,这是什么意思?

A.意思是消极的想法不应该被拒绝,而应该受到欢迎并且让它过去。

Q.在意大利人们喜欢你,在其他地方,人们有时候会为你的对手欢呼。就像2019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决赛,在第五盘中,你挽救了费德勒连续两个冠军点。

A.最后时刻我对我自己说,观众在尖叫“罗杰、罗杰”,在我内心里这些声音变成了“诺瓦克、诺瓦克”。那场决赛是我认为可以称得上是两场“生涯决战”中的一场。

Q.另一场是什么呢?

A.2012年在澳网与纳达尔的决赛:一场持续近六个小时的对抗。当我与费德勒和纳达尔对战时,大多数时候观众都站在我的对立面。我告诉我自己:你必须在脑海中培养力量,否则你永远不会赢。但要把支持对手的欢呼转化为能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而且它并不是一直能成功。就像迈克尔·乔丹所说的那样:我不断失败、失败、失败,最后我赢了。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/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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