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还未过半，小鬼王琳凯已经有三个梗火出圈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些梗都在一条逻辑上，与“泰酷辣”一脉相承。

最新一个火的桥段，是他在音综《天赐的声音》上，与乐评人梁源的几番对话。在小鬼和胡彦斌结束了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的演唱后，梁源表示：“你的每一句唱词的那种唱法，完全没有打动我。”

(资料图片)

王琳凯摘下耳机：“我刚才耳机没带好，没太听清。”随后，综艺里有长达3分钟，音乐人轮番声援小鬼。等梁源再拿起话筒时他有些无奈地说：“王琳凯我觉得你的态度一点都不酷……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地交流音乐。”王琳凯停顿了几秒，拿起麦克风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梁源开始有点激动了，说：“作为一个从业时间比你长的人，我敢说我管得着，我的工作就是管你这样的音乐人，你不能有这样的态度。”王琳凯再次拿起麦克风：“抱歉，我必须得有这样的态度，你改变不了我，你明白吗？”

他确实必须得有这样的态度。今年3月的“深圳AYO！音乐节上”，在他的成名演讲结尾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

在小鬼的价值观里，“酷”的优先级无限高。所以他必须对梁源有这样对抗的态度，必须在《天赐的声音》*期就呛梁源：“你厉害，给你竖个大拇哥。”

乐评人邹小樱在看完他在音乐节上的讲话后，在想的是：小鬼在对抗什么？

“是权威吗？是rapper那种自下而上生长的能量吗？好像都不是。最后回到了一句最*的‘做自己’上，这是一句*公式。现在很多rapper可能也是这样，没法说出来自己在对抗什么，看起来就像在对着空气打拳。”邹小樱说。

如果说王琳凯一系列行为的背后原因是“酷”，那么梁源呢？

作为《天赐的声音里》几乎是*一个还会直接对艺人做有些负面的评价的乐评人，现在真的还需要从业十余年的他，来“管你这样的音乐人”吗？

1、综艺需要对抗

先不谈乐评人和小鬼在对抗什么，从这几年的舆论表现来看，综艺需要他们这样的对抗。

《乐队的夏天》是2019年、2020年的现象级音综，它还有一个戏称，叫《乐评人的冬天》。痛仰乐队改编的《我愿意》，被定义为“专业乐迷”的乐评人却认为“多少有点松散”，直观感受“很无聊”。丁太升则点评海龟先生在和薛凯琪的合作中“为了迁就合作者而牺牲了太多属于乐队的气质和光芒”。

这些表现也激起了作为竞技者的乐队的强烈反对——旅行团的键盘手韦伟认为乐评人的观点和标准非常狭隘，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也认为这些专业乐迷太自私。网友也在节目播出后，到乐评人的微博下认为他们在“蹭热度”“就想出名”。

在乐队亟需破圈的彼时，这些激烈的对抗，与乐队们改编的热歌，还有来到节目的一种合作嘉宾如薛凯琪、Cindy等人一起，共同加速了乐队本身和节目的出圈。

在这一众乐评人中，丁太升以其毒舌脱颖而出，在2020年被《天赐的声音》邀请作为“鉴音团”的一员，不负期望，产出良多。他说在萨顶顶的演出中看到了“僵硬，矫揉造作”，说金志文“过于受80年代硬摇滚等音乐风格的影响，那种音乐风格稍微有点土”。

而出圈的点评，需要靠双方互动造就。丁太升点评VAVA“你的歌词，你的flow，其实都太简单了。”VAVA回应：“那老师现在你可以给我示范一下，难一点的flow是什么样的？”丁太升说对不起，我不会，VAVA笑了：“那你不会，那你在教我我做事吗？”

曾几何时，乐评人在综艺里不需要有这样强烈的观点输出，更多时候，他们是介绍歌手经历等幕后故事，对专业概念做出提炼和阐释的角色。2013年的《我是歌手》*季，节目就请来包括媒体人、大学教授、音乐广播DJ等人担任乐评输出的角色。

在《我是歌手》这种强竞技的综艺里，对歌坛知名歌手们做排名和淘汰本身已经火药味十足，不需要乐评人再添把火。而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的乐评人和乐队，基本上是听着摇滚乐长大，挑战权威和叛逆输出是一种日常的氛围，台上吵架不会影响台下喝酒。

但是在《天赐的声音》这样的弱竞技综艺，需要乐评人的输出。一位音综导演也承认，这几年来，竞技性音综已经慢慢在减少，取而代之地是以“演出”“合作”为主的舞台表演，需要让乐评人分担戏剧冲突的重任。

除了综艺的刚需外，有些参演的歌手本身也是自带“戏剧冲突”。这次小鬼与梁源的冲突能火出圈，一直吵到今天还未停歇，也多少因为小鬼如今的“流量”身份。

邹小樱把他们界定为一种“新型艺人”，“他们有作为‘idol’的那部分，有rapper的部分，但他们做的很多事情，是一个嫁接的东西，是这个时代突然间出现在中国娱乐圈里的有趣现象。”

邹小樱曾这样区分偶像与歌手：偶像也可以弹琴写歌，但偶像和歌手的区别点，并不在于专业水平的高低，而是在于他们之间的目的。歌手是以唱片作为自己的产品，搞音乐是歌手的工作；偶像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——也就是通俗叫法“人设”作为自己的产品，通过音乐、拍戏、综艺、街拍、代言等一系列工作去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，这就是偶像的工作。

这是小鬼需要强调“酷”的原因之一。他这种强有力的态度，是他作为产品的“核心竞争力”，粉丝为此而买单。“小鬼不怼的话能说什么呢？要说老师你说的对，我再努力一下吗？不可能的，而且小鬼也不会因为他这个行为，影响到他的商业价值。”邹小樱说。

而“流量”在舆论场的附加含义，往往是“没有实力，但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和一群坚定跟随的粉丝”。这个群体和乐评人发生冲突，好像是必然的。粉丝只需要能正向滋养偶像“人格魅力”的部分，而乐评人的评价对他们来说，实在太不可控了。

对粉丝来说，比起“他的表演确实有需要改进之处”，更想听到的是“他好酷啊”。

2、消费音乐，消费乐评人

乐评人在行业里的身份定位，随着听众们消费音乐的方式变化而变化。

在90年代，听音乐是一件有门槛的、要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做筛选的事情。他们要从海量的、甚至尚未分类的打口带里，找出自己喜欢的音乐。

打口带是这样诞生的：海外唱片公司因为高估专辑销量而大量生产，到最后卖不出去，只好进行打口销毁。销毁过程中，不少碟片被偷运了出来，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到中国。用乐评人颜峻的话来说，“从1992年开始，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这种废塑料。”

在这个时代，乐评人是从听歌量、信息量、知识量、评价能力实现**的人。在互联网尚未能拉平信息鸿沟的年代，他们有些人已经站在了彼岸，并在信息鸿沟之间架起了桥梁，80年代出现的音乐杂志《音像世界》《通俗歌曲》等就是他们的主阵地。

“我们冷笑着，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的废弃物接受过来，按照《音像世界》的指导，分门别类，销售、购买、倾听、扒带子、学习和享受。没用多长时间，一个行业形成了，每一个和摇滚乐，或者广义的新音乐有关的人，都成为这个秘密的掌握者。”颜峻在《打口的一代》一文中写道。

当然，在那个传统媒体是强势媒介的时代，不需要非得聚在一起才能产生有影响力的乐评。

乐评人李皖最早大量地听音乐，是为了填补作为记者奔波在各地时路上的时间。短短几年，他的磁带、CD加起来超过6000张。后来，他开始向《读书》《天涯》等刊物写作乐评专栏。曾是《音像世界》杂志驻北京编辑的王小峰，后来也成了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笔，乐评散见于各处。

“早期这些摇滚乐评人，全都是价值观的传播者。”邹小樱对毒眸说，“当时我们能接受的信息有限，而每一个摇滚乐队其实就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体系，他们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来了火种，点燃了那一代人对自由，对各种不同价值体系的向往。”

后来，最早这批“盗火者”们，慢慢地不写乐评了。

21世纪初的十年是流行音乐在内地急速发展的十年，也是盗版音乐疯狂扩张的十年。听众不用再费劲心思去淘碟，也不用再花费几十元去买一张昂贵的、不便于携带的CD，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下载到所有音乐。

“我记得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编还问我到底还写不写乐评了，我说不写了，一个没有音乐的时代，你去评论音乐，那不是件挺可耻的事嘛。”王小峰在2011年的采访里说。他进一步阐释了“没有音乐”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整个华语地区在音乐行业硬性指标如唱片公司数量、商业价值体量的缺乏，另一方面则是歌手这一代，在罗大佑等人之后的“后无来者”。

王小峰也不喜欢类似《超级女声》等造新星的节目。2005年超女三甲，他一个也不喜欢，但他知道对年轻人影响很大。他们看着明星长大，“大多是只有梦想没有理想，迅速形成商业社会的个性而不是自然的自己的个性。所以超级女声很容易得到这个群体的共鸣。”

但从《超级女声》开始，音乐综艺已经成为音乐行业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2012年，让音乐行业从盗版音乐的颓靡里热闹起来的，还是真人秀。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心被选择的不止有素人，更多时候是成名已久的明星。先是艺人转椅抢学员，再是成名歌手同台竞演拼出“歌王”。

面对成名歌手的较量，怎么才能看出他们具体出招的细节？辅助观众理解的知乎、微博乐评人诞生了。耳帝、邓柯均是在这一时期成名。耳帝于2012年在微博推出了“华语流行歌手十级划分”“欧美主流歌手分级”等，相当于在《我是歌手》播出前的预热；《我是歌手》播出后，邓柯也在知乎分期对每一位歌手的表现进行评价。

这给到了围观的群众看节目的新角度。大家可能听不出音乐的律动，但能听出音高，听不出编曲的丰富，但能听出改编的大刀阔斧。不服某一期的排名，来耳帝、邓柯这里就找理论依据或者找架吵。越来越多的竞技类综艺，也给了乐评人们在知乎、微博施展的舞台。邹小樱也在这个过程里，一路从豆瓣红到了知乎，再红到了微博。

但2015年之后，观众渐渐被狂轰乱炸弄疲惫了。2015年《我是歌手》最火的歌手，是并不以恐怖高音见长，而是以“反差萌”和“优雅”赢得观众的李健。到这几年，音综的竞技重心，也逐渐从“唱”到“演”。

音综发生变化后，乐评人都在想办法调整评论的角度。“我现在也会少点从唱的方面去评价，更多地考虑舞台呈现效果。这其实也是现在艺人团队会关注的，因为现在播出来，被观众刷到的可能就是一段cut，你能不能从这段cut打动观众，很重要。”邹小樱对毒眸说。

耳帝不再聊唱功，不再给华语乐坛分级评价。他开始成了著名的“小作文”写作者，在做一些专业分析之余，用更多的笔墨去写他细致的感受。

乐评在消费音乐还是很奢侈的时候，是消费指南。在音乐成为免费午餐后，是社交货币的一种。到了2019年后，乐评人以KOL的身份加入到了真人秀中，成为这个“秀”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

3、当音乐成为快消品

像音综一样改变了人们消费音乐方式的，还有短视频。

短视频让音乐成为BGM，是用户们展示自己的“秀”的一部分。用户们借由歌曲的变奏、歌词，完成了一个个“变装视频”“演技挑战”，亦或是单纯的颜值展示。短视频的海量音乐需求，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创作音乐的方式。以海葵音乐为代表的一众“神曲”生产公司，月产几百首不是问题。在这个时代，音乐成为了快消品一般的存在。

邹小樱戏称他们认为的音乐是波长，“我们认为的音乐是旋律、音色、律动、内容，他们是站在更高维度去看待音乐的。”偶像们的流量，也很难在这个维度卷赢他们。腾讯音乐娱乐集团（以下简称TME）年度盛典这三年的十大热曲，基本都是短视频“神曲”。

十大热曲的消费者，比小鬼粉丝更不在乎乐评人在说什么。“高维度音乐”的创作，不随乐评人的意志而转移。不过如今出名的乐评人，也已经不仅仅是“秀”的一部分，而是加入到了行业的创作里来。

他们多数就是行业的从业人员，与行业里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与小鬼起冲突的梁源是TME音乐业务专家，节目上坐在他身边的流水纪，也是小鬼所属的果然娱乐的音乐总监。

如今不少歌手出新歌时，乐评人也是宣传的一环。一位音乐公司宣传人员告诉毒眸，基本上在歌手出新歌时，都会预留出一部分宣传费用给到乐评人们。他也观察到，在平台策划的一些由乐评人参与策划的榜单内，不少乐评人也会推荐自己参与了的歌曲。

这种“不纯粹”，也时常成为听众批评乐评人的点。一位乐评人也有些无奈地对毒眸表示，有时候真没办法。“如果我在《天赐的声音》现场，台下，即使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所以丁太升很难得，不是谁都能像他这样把话说这么直接的。但他现在流量这么大了，想做商业变现还是很难。”

毕竟，丁太升的流量，好像是不被音乐行业内循环所需要的流量。既不利好创作，也不利好宣发，现在也不能作为综艺的一份子，贡献热搜。

如果说乐评人在90年代是价值观的传播者，在2010年后是歌唱技术的科普人，那么在现在这个“流量”时代，乐评人的定位是什么？“其实你想问的是，现在既不需要你们传递什么意识了，也不需要你们分析什么舞台了，你们乐评人还评个什么？”邹小樱这样翻译了毒眸的问题。

明确的一点是，现在已经不需要乐评人来引领审美了。“真的不需要，因为审美太多元了。我们引领不了多元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声来鼓励多元。谁都没法代替谁去下价值判断，这个事情不重要了，但是呈现不同的想法，让我们的意见市场流通起来，不要只有某一种声音，这个更多是现在评论还需要的价值。”

总之，是要发声。

“太酷了”是发声，大家通过玩梗让它成为“泰裤辣”也是；“你管得着吗”是发声，回复“我管的就是你”也是。虽然有时看起来是对空气打拳，有时看起来又是粉黑间非黑即白、鱼死网破的相互供给，但都是一种表达。

参与了TME美国上市敲钟的梁源，在参与到音乐“流量”服务这个过程里时，也想通过表达，再多做些什么。不仅仅是站在行业幕后去实践，还要站在台前来输出些什么，就像当年在论坛上和一众爱好者们的激烈交谈一样。

无论目前来看他们的表达结果如何，但从出发开始，他们都不想让音乐成为快消品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表达的过程，也让他们成为了快消品本身。

能怎么办呢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