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蒸饺店,“救了”十一个妈妈
在这里,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,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,钻出来,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。生存之外,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。
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 钻出来
长春城北,靠近居民区有一家蒸饺店。进店后,你能一眼望进后厨——女人们手速飞快,馅料被塞进面皮,饺子捏成,蒸屉被迅速填满,一个个摞起来,两口蒸炉上热气氤氲。
80平米的店里放了十张桌子,在进门左手边角落里的餐桌边,总有孩子在削土豆皮、择韭菜、装蒜盒。那是一张特殊的工作台。有时他们也负责收拾餐桌,扫地,偶尔照顾客人用餐,话语断断续续、含混不清。
这些孩子最小的14岁,也有大一点的,22岁。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,如自闭症、唐氏综合征、脑瘫等。特教学校放学后,他们会来这里帮忙。更多的工作由后厨里的女人们承担,前厅的服务、卫生,后厨里一切细碎的活计。
后厨里的女人们是孩子们的母亲。
2021年6月30日,在长春公益人徐旭牵头下,这家特殊的蒸饺店开业,11个心智障碍儿母亲入股店铺,让蒸饺店运转起来。在此之前,为了照顾孩子,她们中有人超过十年没有工作,有人只能在夜里做些按件计费的手工活。她们曾是教师、裁缝、个体经营者、售货员……妈妈和妈妈是不同的。成为心智障碍儿的母亲后,她们不得不告别工作,变成24小时的贴身陪护,自己的生活也慢慢湮没在孩子的生活中。
在这里,填饱一些人的胃的同时,她们也终于给生活扯开一道口子,钻出来,让照护与工作得以平衡。生存之外,这同时是一场心智障碍儿母亲们关于生活乃至自我的探索与试验。
在这里 每一位母亲都能被包容
客人眼里,蒸饺店的一天从上午9点半开始。但早上7点,王春芝就在店里了,她是店长。卷闸门拉起一半,她带着儿子洪旭在店里备货。一天要用的菜品已经送来,她在后厨准备,洪旭就坐在前厅择韭菜,把蒜泥装进小盒。洪旭14岁,患有唐氏综合征,曾是医生口中那个“活不长”的孩子。现在,他一勺勺把蒜泥装进盒内,用手抹光边缘的残留,双手按紧小盒,直到听到“咔哒”一声,才安心放下,把它们成排摆进收纳盒。
接下来的两个小时,店里逐渐热闹起来。收厨余垃圾的、送水的车都来过,早班的母亲们也陆续到店上班了。
上班时间配合着特教学校的上学时间。来上班前,她们先将孩子送到学校,到了下午两点半,第一班结束,刚好赶上孩子放学的时间。晚班的再来接力顶上,放了学的孩子也赶来帮忙。
下午1点半,王春芝就在后厨喊,“接孩子的快吃伙食饭啦”。吃过饭三五个人结伴走两公里,去特教学校。
在这里,每一位母亲的时间都能被最大限度地包容。上夜班的王雪,从中午11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半。她38岁,是店里年纪最小的。孩子出生前,她和丈夫离婚,成为单亲妈妈。儿子睿晨两岁时,在北京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。睿晨很少说话,也不太能说出完整的句子。他能发平舌音,卷舌音发不出。母子俩在家时,王雪总是自说自话,有时睿晨突然冒出一个词,能跟她对上,她就高兴得不得了,但是再问,就得不到回应了。
早上送完孩子王雪就来店里,下午把儿子送到姥姥家,再回来上班。
王春芝年轻时曾是热爱服装剪裁的裁缝,在儿子出生后就放弃了那些色彩各异的面料和自己的手艺。如今49岁的她,因为工作和照护孩子无法平衡,已经十多年没工作过。
韩怡仙也49岁了。她曾是一名教师。中专毕业后,她跟同为教师的父亲一起开了幼儿园。儿子鹏飞患有自闭症,已经22岁,一米七多的身高,体重已经超过两百斤,是个壮硕十足的男人。
很小的时候,他就表现出绘画天分。在幼儿园时,小朋友让他画老虎,他就能画一只惟妙惟肖的老虎。韩怡仙曾想送他去专门的绘画班学习,可去了几家都被拒绝了,“怕影响其他孩子”。那时他不会表达,也不爱交流,总是自言自语。在幼儿园里温和、老实的鹏飞经常被欺负,但他从不吭声,也不反击。
直到上小学的年纪,有位校长告诉韩怡仙,鹏飞的表现是典型的自闭症。那时韩怡仙早已关掉幼儿园,家里唯一的收入来自丈夫。鹏飞的异常,让她再也没能走出家门工作。
在蒸饺店里,一场冒险开始了。
蒸饺店后厨“乌压压全是人”
冒险开始,可一切是那么艰难。为了让这些母亲们走出来,徐旭想了很多办法。她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教师,2012年开始关注心智障碍儿和其背后的家庭,带着家长们创业。在此之前,徐旭带着妈妈们摆摊卖过卫生纸,卖过鲜花,也卖过孩子的手工作品。但这次太大胆:疫情下餐饮业遇冷,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。但她自己拿出20万,给这些母亲兜底。赚了,大家分,赔了,她来背。她很早就意识到,创业一定要联合起来,家庭和家庭联合起来,母亲和孩子也无法分开,在这里两种联合达成了统一。蒸饺是徐旭评估后,觉得靠谱的,她找来做公益的商人加入,一起给这些母亲们增添底气。
徐旭让王春芝担任店长,觉得这个责任她能担起。王春芝没打怵,“觉得我行,那就我来”。徐旭说王春芝是付出型的。蒸饺店之前,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夜市摆摊,王春芝总是最早到,组织大家,一直待到晚上9点多,夜市结束。
开业前几天,徐旭在监控上看到后厨,“乌压压全是人”。其他餐饮店里通常三四个人手就足够了,但是蒸饺店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七八个人,用工成本提高了。可是徐旭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开。她明白,对于心智障碍儿母亲,她们太需要一份能兼顾孩子的工作。
对王雪来说,这份工作带着生存的意义。这个给自己的微信取名“雪大胆”的女人,年轻时从没操心过钱和生活。她自己开花店,还帮父亲跑活儿去装防盗网。但自打儿子两岁半时突然不说话了,生活一下子像是翻了个个儿,王雪成了伸手要钱的人。
为了有时间照顾儿子,她曾做过很多种工作,多在晚上。快递分拣、饭店夜班服务员、卖保险,时间自由的工作她几乎都干过。但仍旧协调不开照顾儿子的时间。
在蒸饺店,王雪可以接送儿子上学,也能自己上班工作,她终于不用跟母亲伸手了。“无论赚多少,我都知道我起码还能挣钱,不用什么都跟家里要。”那种舒坦的感觉,救了她。
母子共同的“理想之地”
其他餐饮店遇到的问题,在这里只多不少。开始时效率低,三个人包饺子,供不上卖,有客人等得急,不吃了。大家也还没有意识到,这是一项今天盈利明天可能就赔掉的生意。后来,徐旭鼓励大家比赛,开始时,一笼10个饺子,最慢的人要花7分钟。最后,时间被缩短到1分43秒。
员工间也曾有矛盾。王雪性子直,在前台点单、管理外卖时,哪个环节慢了,她就大咧咧地催。有时后面应付不过来,就抱怨她态度不好。但问题总也掩盖不了这里的光。在这里,孩子和母亲,能够暂时解绑,达到另一种平衡。
原来的一天24小时,王春芝都盯着孩子,跟其他人接触少。重新回到社会,“跟人家好像不是一路人”,别人聊的是最新款的智能手机,但她知道的只有孩子的事。她可以一辈子窝在家里,但是孩子不行。他在长大,总要走进社会,硬着头皮也得走出来。
洪旭痴迷一切圆形的东西,有时他走到店门口,拿着个塑料圈在门前跑来跑去。王春芝站在店里结账,抬眼就看到儿子。
蒸饺店同时成了于春芳的“理想之地”。她和女儿同在店里工作,于春芳掌管着做汤和面的小灶,还负责着店里的酱菜。22岁的女儿徐强收拾桌子,摆饮料。
于春芳是母亲里唯一有餐饮业经验的那个。为了以后能带着徐强一起工作,她自己开过早餐店。但很快,单打独斗带来的疲惫几乎击垮她,她关了早餐店,只在超市工作。
出生后一直到成年,徐强大部分的时间都和爷爷奶奶在一起。于春芳早上出门工作时她还没醒,晚上回来,女儿早就睡了。疏于陪伴带来的后果是,徐强的脾气越来越大,也更爱哭。
她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,辞掉超市的工作,跟徐强一起在蒸饺店上班。这并不容易,她已经在超市工作了13年,退休后每月能领至少3000块的退休金,她也早就习惯了那一方天地。
但在蒸饺店,她能看到徐强在变化。不再轻易哭,不上课的时候她愿意呆在店里,不需要收拾桌子时,她就把饮料放进冰柜,把里面凉的挪到外面,再把新的放进最里面。于春芳有时在后厨抬眼看到她,她正默默做事,做完了就安静地守在前台,等着有人需要她。她也不大发脾气了,也更有耐心。她学习很积极,加入了徐旭新开的拼音班。以前读消息她四个字就要停顿一次,现在能读很长一句话。
晚上8点半下班后,母女俩一起往公交站走,坐40分钟公交回家。这是母女俩珍贵的相处时间,徐强会主动跟她讲起学校发生的事。跟哪个朋友闹了别扭,谁又拉黑了谁的微信。有时她说得急切,声音越说越大,公交车上有人投来异样的目光。但于春芳似乎没那么在乎了,她默默听女儿说,偶尔搭话。
像背负着某种原罪
徐旭接触过太多心智障碍儿的母亲,她们像背负着某种原罪,“很多妈妈觉得我生了这样的孩子,好像我对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事”。耻感总是突然而至,就像于春芳在公交车里感受到的异样目光。
韩怡仙花了很多时间应付孩子给丈夫带来的羞耻。多年前丈夫在市场上做水暖工,也做电焊,最多的一个月赚1400块钱。那是全家的花销。儿子鹏飞进入特教学校后,她全身心扑在孩子上,有时丈夫埋怨她,“你啥也不是”。闲下来,痛苦像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一样扑过来。
丈夫对儿子开始抱有某种“敌意”。他从不带他出门,有时鹏飞闹起来动了手,他也动手。她其实能理解丈夫的耻感,可她无能为力。
2014年,北京一所专注心智障碍儿童艺术创作的机构联系上韩怡仙,她带着14岁的鹏飞和4岁的女儿,像是对丈夫的逃避,去了北京。在那所学校里,鹏飞学习绘画,她担任生活老师,照顾那些十三四岁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。
两年后,小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,她又带着孩子回到长春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她参与到徐旭组织的活动中,认识了更多的心智障碍孩子和母亲。丈夫也发生着变化,兴许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思考。回到长春后,他更愿意接近鹏飞。参加活动时,韩怡仙如果没有时间,丈夫就顶上。
“鹏飞画的,画的我们”
前一阵,徐旭陪着于春芳去给新店铺选址、签合同。于春芳想带着徐强自己开一家店。按照约定,她的店里至少要雇佣一名心智障碍儿母亲。这是徐旭规定的,她得保证有了好的开始后,裂变能够持续下去。新店120平方米,还给孩子们预留了活动室。现在徐旭的心智障碍儿家庭创业计划,已经有50多个家庭参与其中。
成为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后,她们从自己变成了某某妈妈,关于自我的那部分被挤压,逐渐消融在孩子的世界里。进入蒸饺店前,她们就这么隐匿了十几年甚至更久。如今她们都顺着撕开的那道口子走出来。母亲们凑到一起,总是有话聊,在这里说起孩子少了忌讳,话不知不觉就变多了。后厨总是很热闹。
王雪的压抑感被那间拥挤的厨房稀释掉了。因为儿子,她几乎和所有从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,可是对着这里的母亲什么都能聊。大家有着差不多的遭遇,不会有突然扫过来的异样目光,也不会有阴阳怪气的语调,哪怕是善意的怜悯。头一个月,孩子们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,王雪比他们还高兴,“那种感觉说不出来,我们的孩子能挣钱了,他们不是废人,没有我们他们也不会饿着”。
日子好像没什么大事发生,但又好像翻天覆地地变化了。
于春芳先迈出了一步,大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规划着未来。鹏飞喜欢电脑,韩怡仙给他在徐旭组织的电脑班报了名,希望他好好学,以后能有机会给他开个复印店。
王雪对儿子更严苛了。她刻意给他划定规则,培养他的习惯。为了不让儿子随意发泄情绪,她动过手。她必须让儿子知道,伤害自己和他人是绝不可触碰的底线。“我不知道我能陪伴他多久,即便别人照顾他,他也得是个值得人照顾的孩子。”
现在睿晨能够自己网上购物,十岁时,王雪放开手脚,让他学习做饭。帮他打开煤气,让他自己洗菜、切菜。第一次做的饭半生不熟,但是王雪很满意。现在他能自己削土豆皮,炒土豆丝。有时王雪在家不做饭,他就帮她泡一碗方便面。
将近11点半,街上只剩对面的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。王雪按下开关,蓝白的灯牌熄灭,蒸饺店的一天结束了。
9月19日,徐旭组织大家在蒸饺店给妈妈们集体过生日。她给她们准备了面膜作为生日礼物。“女人都是爱美的,想让她们回归到女性正常的生活当中。”第二天徐旭收到韩怡仙发来的消息,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”。
王雪的生日也在9月,那天对着那个缀满梅花的蛋糕,王雪许了一个生日愿望:两三年后,和儿子有个自己的小店。
蒸饺店开业后,鹏飞曾为这些母亲画了一幅画。左边是王春芝,右边是于春芳,她托着徐强的脸,意味着照顾。戴眼镜的代表着他那做老师的母亲韩怡仙,长头发的代表着其他的母亲。
“他可能就是瞎画的。”韩怡仙说。可是大家都喜欢,王春芝总爱跟别人展示那幅画,“鹏飞画的,画的我们”。
她们以前从没想过,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甬道里,有一天,自己能和孩子走出来,一起撑起生活。
本报记者/佟晓宇 【编辑:田博群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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